猶記得因為學業的關係，我曾在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渡過一段時日。寒溪村離羅東不遠，搭乘公車只消幾十分鐘的車程。不過，記憶中的寒溪村，始終下著冷冷的雨；我們這些外來者，在田野工作的過程中，也還是能感受到有種城與鄉、原與漢之間的差距，隱隱約約地如同不散的雲霧，壟罩在我們之間。

一起共赴田野工作的日本同學，獲得部落耆老的深刻信賴，許多寒村不為外來平地人所知的歷史，也就在石川君的翻譯下，一頁頁地攤開在我們面前。原來，在日本統治時期，這個村子是殖民政府銳意經營的模範村，學校、運動場、神社等公共建設一應俱全，都曾是寒溪村人值得自豪的回憶。而在回到台北後，我們在圖書館中覓得臺灣日日新報的老新聞，也證明村民所言不虛，寒溪在日本時代的確有過一段風光日子，即使那是個樣板…。

除了硬體建設之外，日本政府也透過教育手段，培植出一批優秀的原住民族菁英。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日語甚至講得比關西、九州、沖繩出生的日本人，還要更標準、更貼近東京腔。寒溪村的孩子，也有人被納入這個菁英教育體系中。這批第一次具備近代化知識的原住民族菁英，自然也成為部落中取代傳統頭人、掌握政經資源的重要角色。一位寒溪村出身的某氏，就在完成學業後回到部落擔任警察工作。他的生命價值觀，已經完全內化成一個優秀的日本人，據耆老回憶，某氏還曾經把不乖乖洗手、實踐衛生規矩的小孩子，抓進駐在所體罰一頓，還是家長苦苦哀求才放人，因此當時的小朋友們紛紛爭相走告：「路上遇到那個巡查要躲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的國旗取代了太陽旗，飄揚在寒溪村中。日本人走了，但是部落的事務還是得要繼續維持，像某氏一樣的原住民族菁英，也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自我調適，和新的外來者打好交道。耆老回憶當時的情形，村子裡面開起了「國語班」，不只教聽說讀寫，還有唱遊課呢！只是，孩子們從某氏口中學到的，除了「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之外，似乎連「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也一並列在教材當中。

台灣省參議會（1947-02-07）。[寒溪村區監督李秀山等3名為該村舉行水路通水典禮函請台灣省參議會光臨指教。]。《數位典藏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OID=1515375（2011/03/11瀏覽）。

無意之間，在這份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數位化的省參議會時期檔案裡面，我讀到了某氏的名字。這是一份發於1947年2月7日、歡迎省參議會蒞臨寒溪村，參加通水典禮的邀請函。我們不確定書此函之人是否就是某氏，但是從他也具名其上的事實看來，某氏應該也參加草擬邀請函內容的工作。這封信一方面提到高山族(1940年代早期國民政府對原住民族的稱呼)秉性純真，但貧、弱、病、愚為缺點，希望能夠早日改善，一方面也提到當時村民以農耕為主要生業，地瓜則是大家餐桌上的主食。為了改善農耕環境，村民在部落菁英的領導下，以克難方式修築一條長兩千多公尺的水道，可以引水灌溉田地。在信中，部落菁英自豪地表示，這項水力興建工程，應當是全臺灣原住民部落中的創舉，因此恭請省參議會長官於1947年2月21日蒞臨指導。寒溪村也將安排汽車到羅東接送，嘉賓除了在寒溪村參加通水典禮之外，在隔天早上還安排有「狩獵大會」…。或許對當時的平地人來說，這可是另外一種充滿異族獵奇趣味的旅遊活動吧。

這封信發出不久之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寒溪村並沒有被捲入衝突的漩渦中。可是，在隨後國民政府對全臺灣越來越嚴密的掌控中，這批原本接受日本教育的原住民族菁英，也同樣成為國民政府情治單位關注的對象。高一生、湯守仁是其中較為人知的例子，寒溪村的某氏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之一。根據耆老的回憶，他在1950年代初期被情治人員逮捕，之後失蹤好幾年，有謠傳說他死在火燒島，也有人說他被指為匪諜之後在火燒島服刑，出獄回到寒溪、沒有多久之後就過世。

身為部落菁英的某氏，在戰後的政權與文化典範的轉移過程中，仍舊把握住一段發揮才具的機會好時光，從回憶與檔案中，他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也位居部落要津。個性剛烈的他，完成了寒溪村的重要經濟建設，同時成為部落警備治安、經濟、教育上的重要掌權者。但在聲望如日中天之時，他很可能因為一個音樂教材編排的錯誤，遭人檢舉通匪，從而在政治清洗的氛圍下中箭落馬，成為部落族人的禁忌回憶…。在2001年的宜蘭山中，兩位日語流利但國語生澀的原住民老者，居然能夠正確無誤地哼唱出、那相傳是由某氏所教導的「義勇軍進行曲」，也足以令人感嘆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悲歡流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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