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朋友問我每年遠赴國外博物館究竟所為何事，我總是從模式標本的重要性與歷史背景開始說起。用最簡單的敘述來表示，模式標本就像科學家為一個新物種設立的國際實體參考標準。當研究者在鑑定物種時，會因作者的描述與圖像精確度及細緻度的不同，而產生在鑑定上的誤差。以物種多樣性極高的昆蟲為例，存在許多外部形態十分近似的種類，如有實體標準可比較時，鑑定結果就能更為精準。國際動物命名規約（ICZN）規定，當學者發表新種時，文獻中除了文字與圖像外，必須指定一件或數件「模式標本」，作為後人研究比較的實體參考標準。換句話說，模式標本猶如物種的代言人，對於分類學與物種鑑定的代表性和重要性更甚於一般研究標本。以農業經濟、出口檢疫或流行病相關的害蟲為例，當研究學者無法從原始文獻解決鑑定問題，而模式標本資訊又付之闕如時，錯誤鑑定將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而目前深受世界重視的生物多樣性議題，其研究發展更常因缺乏穩固的基礎分類架構而備受限制。

    為何要遠渡重洋才能檢視臺灣的模式標本呢？這是由於早期臺灣曾有許多外籍學者或探險家前來臺灣進行大量採集，這些採集品隨後被存放於海外各博物館，或透過販賣與交換，散落於海外各地。當中有些標本經研究後被發表為新物種，被指定的模式標本當然也就存放於海外。目前臺灣已知有近兩萬種昆蟲，多數皆為早期外籍學者所發表，於是臺灣昆蟲分類學者就必須遠赴海外才能檢視模式標本。以我們曾走訪昆蟲標本蒐藏量號稱世界之最的英國自然史博物館 （NHM）為例，該館即藏有千件以上的臺灣產模式標本。當我們前往進行模式標本拍攝工作時，遇見的該館研究人員也正專注地檢視標本。此情境不禁令我感嘆，對當地學者來說，檢視模式標本僅為輕鬆走進隔壁標本蒐藏庫，對我們來說，卻是數個月的準備加上好幾週的奔波，才得以如願。

    先後主持本計畫的林政行博士與詹美鈴博士，之前曾利用赴海外參加會議或研習機會順道至博物館檢視標本，過程中發現海外機構所典藏的模式標本，種類與數量之豐富令人瞠目結舌，卻也發現不少模式標本已佚失，或有毀損的情形。林博士與詹博士在停留海外短暫期間，僅能先以各自專長類群為優先徵集目標，因此興起建置臺灣產昆蟲模式標本資料庫的念頭。96年起科博館開始執行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以國外機構為單位進行系統性徵集臺灣產模式標本影像，並結合文獻與分類資訊，建立一個完整的模式標本資料庫，期望透過至各國博物館拍攝標本影像，和文獻和分類資訊彙整編寫，再上傳到本館「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網站，讓學界人士與社會大眾不必遠渡重洋，只要用手指輕點幾下，便可以瀏覽「昆蟲模式標本」資料庫！

    在遠赴海外進行徵集工作之前，必須先製作一份詳載模式標本類別、存放地點與分類資訊等的清單，做為拍攝根據，以免屆時辛苦抵達國外博物館，卻面臨找不到蟲可拍的窘境。目前數位資料庫的建置已成世界趨勢，原以為透過查詢各博物館資料庫以整理清單應該相當容易；然而這些博物館通常蒐藏量十分龐大，無法在短期內將所有模式標本數位化，因此當我搜尋臺灣物種時，往往僅有零星資訊，所以要建立清單，大量檢視文獻仍然是必須的。由於發表新種的學者來自世界各國，因此常遇到非英文撰寫的文獻，例如德、日、法、荷、俄及拉丁文等，幸好有翻譯網站的協助，加上昆蟲學專有名詞，倒也能勉強將文意理解幾分。早先物種發表文獻敘述簡略，未註明模式標本存放地的情形十分常見，有時雖註明標本蒐藏機構，但標本已被移至他處，必須整合更多資訊才能找到標本。以德國昆蟲學家Günther Enderlein為例，其一生發表500篇以上的科學論述，以當時德國強盛的科學發展，模式標本理應皆存放於德國。但檢視他於1909至1921年間發表的文獻，卻提到「斯得丁博物館（Stettin Museum）」這個存放地點。然而，目前世界上既沒此博物館，也沒此地名；透過網路查詢，才發現「斯得丁」原屬德國領土，二次大戰結束後被俄國以削弱德國之名瓜分予波蘭，並被改名為斯賽新（Szczecin）。原屬斯得丁博物館的館藏，也就大多被移至波蘭科學院動物學博物館（MIIZ）了。100年我們親赴波蘭進行徵集，果然發現許多在德國未尋獲的模式標本。若非事先蒐集情報並抽絲剝繭，恐怕這些標本資訊只能繼續流落海外，下落不明了。

    有時掌握標本存放地點，也不表示就能輕鬆尋得模式標本。100年我們走訪法國自然史博物館，其標本蒐藏量聞名全球，然而管理問題卻也時有所聞。當時我們以法國學者Maurice Pic為目標，他一生描述超過兩萬種以上的昆蟲種類，如此學術成就理應受後世讚頌，但他處理標本的方式卻也造成後人困擾。打開博物館慣用的紙製標本盒，會發現標本放置凌亂，有些標本早已掉落損壞；另外 Pic 使用的標籤紙質粗糙且字跡潦草，辨識相當困難。百年來法國自然史博物館一直無足夠人力處理Pic所發表鉅量且凌亂的標本，我們只好逐一檢視所有標本盒，對臺灣產模式標本展開地毯式搜索。又因該蒐藏庫頗具歷史，多數標本盒上覆蓋著厚重灰塵，加上紙盒結構脆弱，使每日的檢視工作挑戰倍增。過去鄭明倫博士曾多次分享至法國自然史博物館的趣聞，實際走訪後我才首度體驗到模式標本很多，卻難以找到的特殊經歷，可謂「不識模式真面目，只知蟲在此庫中」。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該館Antoine Mantilleri先生帶領我們進入蒐藏庫後，也和我們一起找尋模式標本。由於尋得模式大不易，因此只要看到有「Formosa」地名的標籤，便興奮地喊出「Formosa！」，使沉重的檢視工作變成一場有趣的尋寶競賽。在茫茫蟲海裡打轉，雖令人略感苦悶，但每當我們又找到一件模式標本時，當下的成就感和喜悅，卻也不是過去的經驗能比擬的。

    走訪海外除了工作繁忙，生活中也不乏趣事點綴。99年我們走訪荷蘭萊登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is），離開前受到中國學者陳萍萍博士熱情款待，搭車返家的路上卻發現窗外和印象中的景色截然不同，才發現搭錯車了！一位好心的乘客告訴我們，這班車會停在海牙，只要撘反方向的車即可回到阿姆斯特丹。一番折騰後時間已晚，回公寓的路上我們竟遇到酒醉的黑人挑釁想比試功夫，我馬上微笑示意後便加速離開，結束一場虛驚。離開荷蘭後，我們來到英國自然史博物館（NHM），由於博物館週遭住宿費用昂貴，因此我們選擇居住距離較遠的公寓。在入住數晚後，鄭博士的脖子上開始出現明顯的紅色丘疹，一開始以為是氣候乾燥引起的過敏反應，但隔天連我身上也起了類似疹子，根據詹博士過去的經驗，認為應該是「床蝨」惹的禍。當晚我睡得極不安穩，清晨乾脆起床進行搜索，果然逮到一隻床蝨，後來更在鄭博士的床架縫隙發現數隻「血足飯飽」的同伴。事後房東竟辯稱這些蟲子是我們從他處攜帶過來，而非原本就存在於公寓中，但他大概萬萬想不到這幾個房客都是昆蟲專家吧！根據觀察，找到的蟲體包括若蟲、成蟲與蟲屍，床架上還有多處發黑的血漬殘跡，足見此處遭床蝨危害已久，絕非由我們所攜入，且我們在抵達英國之前，曾停留荷蘭數日，當時並未遭受床蝨攻擊。房東不停推諉的態度著實令人無奈，詹博士於是在返國後撰寫「英國倫敦床蝨驚魂記」一文聊表抒發。

    過去六年來我們的昆蟲團隊足跡已至9國12機構，共徵集到13目150科874種1266件之昆蟲模式標本，超過7000張圖片，無論在種類與件數方面皆有可觀之成果。透過昆蟲模式標本的追尋，我們不但對臺灣的歷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與國外學者有了更多的交流。例如匈牙利自然史博物館（HNHM）的Rédei Dávid博士是詹博士的舊識，在98年我們到訪時，從租屋、交通資訊、工作空間到器材使用等安排，無不給予慷慨協助，讓置身海外的我們倍感溫馨。而奧地利自然史博物館（NMW）的Manfred Jäch先生，雖與詹博士素未謀面，在科博館96年舉辦「蟲語佐藤」特展時便已熱心協助，當98年我們與他聯繫徵集工作的事宜，更受到他的歡迎與支持，使徵集工作得以順利完成。而最令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我方與德國申肯堡德意志昆蟲所（SDEI）所建立的良好關係。前計畫主持人林博士與詹博士於96年赴德執行計畫，基於過去所建立的良好互動，不但獲得對方熱心協助，更促成97年起進行為期五年的模式標本數位化合作計畫，合作案執行迄今已透過德方取得3目40科522種1,019件模式標本資訊，平均每年339件1,553張圖片的成果遠超過預期。99年德方更捐贈德藉採集者Hans Sauter於1908-1909年採集之臺灣已滅絕大紫斑蝶與帝王蝶雌雄標本各一對，及其他珍貴昆蟲標本374件。100年德國學者Dr. Stephan Blank、Dr. Andreas Taeger與Mr. Christian Kutzscher應邀來臺參加標本捐贈記者會，來臺期間除參訪國內各相關機構，並擔任膜翅目廣腰亞目研習會之主講者，使國內學術界與社會大眾獲益許多，實為徵集工作促成國際合作交流的成功案例。

    每當我解釋海外徵集昆蟲模式標本的目的、辛苦和成果後，朋友便不再羨慕我每年總是「出國去玩」，倒是不少人對我們的計畫表達高度的期許及肯定。回想過去幾年，我與詹博士及鄭博士背負著沈重的設備和探險的心情，一起追尋了好多模式標本，除在世界各地留下不少足跡外，也結交了很多的朋友。雖然計畫即將於今年度結束，不再有經費支持，我仍希望這項有意義的任務不會就此完結，後人仍能繼續努力接棒完成。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散佚海外博物珍品數位化計畫 － 重建海外失落的昆蟲模式標本
詹美鈴  共同主持人（96年1月至97年6月）、計畫主持人（97年7月至101年12月）
鄭明倫  共同主持人（98年8月至101年12月）
陳彥霖  專任助理 （98年4月至1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