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阿波羅十一號登陸月球，胡士托音樂節寫下搖滾傳奇，格達費上校接掌利比亞，福山雅治與芮妮齊薇格初來人世，金龍少棒在威廉波特打出世界冠軍，黃俊雄的「雲州大儒俠」隔年在台視開播，開創電視布袋戲熱潮，至於定義網路通訊的重要協定TCP/IP，還要四年才誕生。

 

1969年8月2日，太平洋區冠軍金龍少棒隊凱旋歸國 照片來源：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台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

 

那一年，我五歲，剛上幼稚園，有了記憶，認同，自我意識。那一年，我開始進入社會系統，同學、老師、福利社阿姨這些次級團體，開始進入我的生活。 電視機也是，一台新力牌的黑白電視，有四隻圓木長腳，可拉闔的木片捲門，搬進我家客廳，成為全家最耀眼的傢俱，連同螢幕裡的神秘世界，唱歌的女生，哭泣的阿姨，兒童世界的上官亮叔叔，奇妙地介入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總是在家，趴在自家藥房的玻璃櫃上背誦九九乘法，坐在客廳矮桌旁與母親、弟弟玩跳棋，或偷偷開著電視，跟著《群星會》一邊哼唱，一邊抄寫永遠寫不完的生字練習本，一行又一行，一頁又一頁。 我甚至規定自己，當電視裡的白嘉莉或謝雷歌畢一曲，我必須寫完三行生字，或者四行。旦旦而伐之，後來，即使沒有電視，我能伏身寫完一整頁功課，同時尖聲唱完楊燕的《王昭君》全曲，一字不漏。 因此，直到上高中，考大學，我維持一面聽廣播，一面讀書寫功課的習慣。母親總說我不專心，但也不以為意。只要我「乖乖待在家裡」，只要我「不到處亂跑」，只要我「寫完功課就能看卡通，或雷鳥神機隊」，自小，我與弟弟在這些規訓中長大，在規訓中認識唐太宗、蘇東坡與鋅銅鎳鈷鐵鉻錳，對，它們就像化學元素表，彷彿是不可違逆的宇宙秩序。 所以，我與弟弟少有童年玩伴，尤其是我。 母親就是我們最重要的玩伴，教我們玩跳棋、玩象棋、玩西洋棋、玩大富翁、玩撿紅點，當門外的孩子歡樂喧嘩，以粉筆在地上畫出壘包，以拇指掌緣當作擊球點，以空心橡膠軟球充作棒球，在巷子裡玩著克難野球，我們只能窩在家裡，若不是在學校，永遠在家裡。 「外頭很髒，在街上玩容易生病」，母親總如此說。 我們對母親既敬愛又畏懼，從未懷疑，直到年紀漸長，漸漸理解世事，理解那些美好的，悲傷的，醜惡的，巨大如黑色石塊一般堅硬的社會現實，才懂得母親難以言說的謊言。 母親的謊言，背後藏著一個城市的殘酷掌紋，也藏著一個角頭街區的衰老身世。 我們長居的迪化街二段，不若南鄰大稻埕萬商雲集，千帆看盡，也不若北緣大龍峒文風鼎盛，宮牆千仞。這尷尬的迪化街二段，或以角頭名稱「四崁仔」與「草埔仔」而論，向來是勞動者、移民、浪人與賭徒的聚居處。 早起的菜販，炊粿學徒，剛散場的天九牌賭徒，打哈欠的茶室女郎，賣早餐的油飯攤車，各自營生著自己的營生，加上台北大橋下，臨時勞動的人力市場，共同構建七零年代台北橋頭的時代面貌。 就像文史作家莊永明的形容，延平北路三段、迪化街二段頭的台北橋下，曾是中南部移民進入台北的第一站。當時，台灣試圖進入工業時代，中小企業的短缺人力，板模工人，挑磚苦力，經常從橋下的廉價勞動市場中挑揀，那是台灣最早的「人力派遣」，也是藍領勞工的人事求職欄。 這些外來的勞動力，連同在地的角頭經濟，支撐了一個活絡的傳統菜市，一個由早市與夜市交替循環的攤商聚落，也支撐了我母親兼賣菸酒的小藥房。 藥房外，是粗礪，逞勇，扁鑽與小武士刀主宰的世界。早年警方的資料裡，四崁仔與芳明館、下厝庄、牛埔仔、大安庄並列，是台北最嚇人的幫派角頭。幼時夜裡，我們偶爾會聽見外頭喊殺喊砍的幹譙，腳步聲雜沓，空氣忽然驚心擾動，像是一道黑色瀑布沖刷原本寂靜的巷子，母親總是叫我與弟弟摀住耳朵，雖然我們並不害怕，只是好奇。 如今回看，母親的謊言與禁令，不過試圖以母愛撐開一個結界，一個無菌室，一道不讓我們提前目睹世界幽暗面的符籙，一個溫暖，安全，遮風擋雨的幼獸洞穴。 她確實做到了，而她也老了。我們看著母親老去，就像看著這個角頭街區衰老破敗。

1920年竣工的台北橋，百年來歷經數次改建，見證都市的興盛與破落。 攝影：張清言 尋找台灣攝影文化的歷史座標－ Part 1:日治時期的營業寫真館及業餘愛好者(1895∼1945)作品蒐研暨數位典藏計畫

 

城市東移，加上承德路拓寬，環河北路闢為快速道路，帶走迪化街與延平北路的車潮與人潮，四崁仔的老人茶室更老了，菜市場渙散蕭條，聖公媽廟的酬神賽戲不若往年盛景，流動賭場也逐漸他遷，無人居住的荒屋頹壞，裸露著木樑土角。 而今，這裡是一曲曾經轟動，但已無人唱起的老歌，街角永遠坐著無所事事的老人，收音機AM頻道播送著雞籠山、鳳飛飛或鄧麗君。懶洋洋的巷道，偶爾走過賣冰的小販，流動麵包車，拾荒者，精神障礙的母親，緊牽著她有精神障礙的大兒子，慢慢，慢慢逛著，踱著每一個下午。 彷彿，今天還是1969年，或者彷彿，今年可能是任何一年，因為在四崁仔，歲月不再前進，也不再後退，只是漫不經心、無所事事踱著。